何孟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在他33年的短暂人生中，一直充满坎坷和曲折。
01、学生时代两次抗校转学 两度被捕入狱
何孟雄，1898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原酃县）中村乡龙潭村，1914年夏离开家乡，进入长沙岳云中学。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波及湖南，《青年》（后改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长沙大量发行。何孟雄通过阅读，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并参加了长沙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和焚烧日货的运动。1916年，他带领同学对贪污克扣学生伙食费的事务主任欧阳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受到学校的挂牌警告处罚。他一气之下，把黑板砸得粉碎，随即离开了学校。在长沙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私自偷阅和烧毁他载有反对北洋军阀内容的日记，何孟雄发现后，当即和校长激烈辩论，痛斥宾步程的卑鄙行为，愤然走出了学校，转入美国教会办的雅礼大学就读。
由于共同的志向，何孟雄认识了杨昌济先生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同学。1918年6月，刚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随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发动和组织下，何孟雄于当年秋天来到了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学习。由于受毛泽东的影响，结业后他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进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何孟雄率先参加，他“垂泪而道”和让听众“掩面而泣”的演讲才能，一举成为运动中的佼佼者。6月3日，他再次在街头演讲，被北洋军阀警察逮捕入狱，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强大压力下，6月5日，他和被捕学生回到学校。朱务善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与我同时的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蔡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北京大学校史》也把何孟雄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罗章龙等同时列入五四时期北大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也纷纭而至，无政府主义学说对学生更是影响至深，何孟雄也贸然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然而，仅仅只是坚持了3个月，工读互助团就宣布解散。何孟雄从失败中醒悟，同时又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得到启迪，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著作和进步刊物，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的讲课，并与邓中夏、罗章龙等19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何孟雄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批团员。11月，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等转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缪伯英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1921年3月，何孟雄被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选为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密探关谦告密，何孟雄于4月赴俄经过黑龙江满洲里时，与京、沪、津赴俄考察的13名同志一起被捕，关进了黑龙江陆军监狱。在敌人的审讯面前，何孟雄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始终保守党、团机密，从而多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愤然挥笔，写下了《狱中题笔》一诗：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
尽管敌人严密封锁他们被捕的消息，但何孟雄还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将他们被捕和请求营救的密信送出了监狱。李大钊、罗章龙和北京党、团组织接到何孟雄的密信后，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李大钊写信委托黑龙江友人与督署联系，罗章龙也找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得到他的同意后，随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电黑龙江督署进行保释。几经周折，何孟雄于6月释放出狱，回到北京，此时，他已是遍体鳞伤。
02、一边领导工人运动 一边与病魔作斗争
1921年7月，中共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3名党员，何孟雄、缪伯英便是其中之二。9月，何孟雄与缪伯英喜结良缘，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一对“英”“雄”夫妇。
当年12月，北京党员发展到20多人，根据中央局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何孟雄被推选为书记兼组织委员，随后又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后改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领导成员和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编委会常务委员，担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重任。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何孟雄应邀前往武汉参加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谁是工人之友》的激情演说。他说：“凡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大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生命，不论经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这其中世界最出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他著有很多的书，能当工人革命的圣经。又同俄国的列宁……这类人才真正是工界的朋友。”与会的林祥谦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并从此耳目一新，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2月1日，他又来到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工人作了一场题为《无产阶级战术》的报告，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说：“无产阶级战术，就是工人阶级用什么方法和资本家开战。”“现在的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军队也是资本家的军队，警察也是资本家的警察，他们都是资本家的财务看守者，所以，他们能压迫工人，无故把工人办罪。”这才是真正“工人吃亏的原因所在”。接着，他又极富号召力地对工人说：“还有一层，你们要明白，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占大多数，资本家是占少数。”因此，“我们工人阶级，要进行阶级斗争，就应该把全国的无产者都联合在一块。”何孟雄的这两篇讲话在《工人周刊》29号、30号相继发表后，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正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中所评价的：“他不仅鼓舞了当时工人阶级的斗志，而且也给工人指出了远大的奋斗目标。”
4月，何孟雄以京绥铁路“密查员”身份来到张家口，领导京绥铁路工人运动。他一到张家口，便一头扎入铁路工人之中，和工人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他问工人兄弟：“咱们工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盖房子的工人自己不能住？织布的工人为什么自己穿破衣？”工人回答不对，他就给工人详细讲述资本家是如何压迫、剥削工人的事实，工人们越听越爱听，越听心里越明白。接着，他又创办了“工人夜校”、“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工人读报组”，教材自编自讲。随后，在他的发动和领导下，“工业研究所”、“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等工会组织也应运而生。
京绥铁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有铁路，帝国主义一直想方设法掠夺这条铁路的管理权。1921年4月，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同美国太康洋行签定了购买300辆篷车的合同，导致债台高筑。1922年5月，美国紧逼还债，仍靠贷款过日子的京绥铁路局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因而强迫北洋军阀交通部长高恩洪与美国太康洋行签定了以京绥铁路作为抵押债务的卖国合同。
京绥铁路工人闻此消息，个个义愤填膺，在何孟雄的领导下，铁路工会发动和组织数百工人组成“救国护路团”，浩浩荡荡开赴北京，到北洋军阀政府请愿。沿途，工人高呼“反对出卖京绥铁路！”“取消亡路合同！”“惩办卖国贼！”的口号，北洋军阀政府唯恐事态扩大，影响铁路畅通，不得不撤销已经签定的合同，并惩办了铁路局局长陈世华。
1922年，京绥铁路局工人连续八个月未发分文工资，工人多次向铁路当局递交请愿书，都是石沉海底。为维护工人生活权益，何孟雄召集铁路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成员会议，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并为工人同人联合总会起草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为罢工告各界同胞书》和罢工的七条要求。
10月27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宣布罢工，当天清晨，张家口开往北京的长长列车就像死蛇一样，躺在铁轨上。次日惊慌失措的北洋军阀政府都统署派参谋长孟士魁率500多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包围了车站，并捆绑了总会会长李连升，要以“断绝交通罪”判以死刑。李连升毫不屈服，进行严词驳斥：“我们工人绝不能饿着肚子干活，断绝交通是你们逼出来的！”愤怒的数百名工人也一拥而上，孟士魁见此状况，害怕事态恶化，不好向上司交代，便让警察给李连升松了绑，答应和工人代表乘专列去北京与交通部长高恩洪谈判。高恩洪早已领教工人团结起来的厉害，当即答应工人提出的七条要求，给工人每月加薪1元，马上补发两个月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长期而过度的辛劳，身体本来就很瘦弱的何孟雄病了，他全身疼痛，经常出现吐血，这是肺病发出的信号。党组织和缪伯英多次劝他去医院及早治疗。然而，此时他还担负着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劳动组合部书记部代主任的重任，只得靠服药与病魔抗争，继续坚持工作。1923年，他抱病领导了北京学生大规模的“挽蔡（元培）驱彭（允彝）”运动和京汉铁路北段罢工斗争，赴广州出席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当时未被组织发现），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名单，中共北京区委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通知后，当即决定回湖南长沙，此时，何孟雄病重难以坚持工作，党组织决定让他随缪伯英一同去长沙治病休养。
03、爱妻英年早逝 儿女寄养他家
何孟雄、缪伯英返回长沙后，何孟雄为了养病，单独住在岳麓山蔡锷墓庐。缪伯英应徐特立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之聘，担任湖南女师附小校长和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
1925年初夏，何孟雄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和休养，身体得以恢复，此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何孟雄回到了北京，随后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继续领导工人运动。缪伯英因有身孕，继续留在长沙。6月25日，他们的儿子何重九呱呱坠地。为了照顾缪伯英母子，缪伯英的父亲推荐族侄缪卫云来到女师附小，帮助缪伯英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武汉，何孟雄根据中央决定，随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翌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根据党组织意见，缪伯英带着儿子和族兄缪卫云也来到了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何孟雄、缪伯英随同调往上海工作。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缪伯英出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
同年12月，何孟雄兼任中共淮安地委书记，组织了横沟寺农民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何孟雄认真总结教训，向省委写出了《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随后又代表省委起草了《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提出了“扩大工农武装，造成广大农民运动区域”的设想。并接着在《江苏农民的斗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文中，为江苏农民指出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共同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才能彻底得到农民的解放”的斗争方向。1928年10月，何孟雄增选为江苏省委常委。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共产党员处境十分险恶，何孟雄、缪伯英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不断改名换姓，经常过着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生活。特别是1928年3月，他俩的女儿小英出生后，全家增至5口，生活极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加之紧张的工作，孩子的拖累，缪伯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1929年10月，不幸患伤寒症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经医师抢救无效而溘然去世，年仅30岁。
缪伯英去世后，四岁的何重九由缪卫云送回长沙，一岁的何小英由党组织安排，交给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带养。此后，生活孤独的何孟雄一直牵挂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次年4月，缪卫云的儿媳黄淑芝带着重九返回上海，何小英也交由黄淑芝一起带养。
04、抵制“左”倾冒险错误 反招批判和撤职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到会作报告。他说：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统治者已一天天走向崩溃。在新时期面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党内必须反对取消派，必须反对一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并一味强调“职工运动已走入成熟的复兴”，“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与会的何孟雄对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充满盲动错误的报告感到十分惊讶。在随后的讨论会上，他作了两次发言，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他说：“当前革命还只是开始复兴，而没有成熟的复兴。”“反动派尚未崩溃，而只是处于动摇之中”。“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同时认为只有把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统一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在党的会议上，何孟雄对领导人的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可令人遗憾的是，何孟雄的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三番五次地遭到批评，并被戴上了“调和派”的帽子，并在随后的选举中，他的“常委”一职也被撤掉，仅仅挂了个候补委员的空衔。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为配合暴动，又将各地党、团、工会等各级机构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在党的革命事业即将造成严重损失的紧要时刻，何孟雄不顾个人得失，再次挺身而出。他先后在江苏省委会议上、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沪中区委会议上、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以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他明确而又尖锐地指出，中央这一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强烈要求李立三立即停止城市暴动，否则就会葬送中国革命。由此招来了更大的政治打击，在9月1日召开的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李立三把“取消派的暗探”的帽子强加于他头上。并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连续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进攻》、《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等社论和文章，大肆进行批判和攻击，把何孟雄在各次会上的发言说成是“反对党中央”、“破坏中国革命”。撤销了他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何孟雄在遭到无情批判和打击后，于9月8日，向总行委和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并从12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何孟雄的这些腑肺之言，不仅没有被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反而成为他“反对党中央”的证据。
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导致了党和革命的严重损失，许多地方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红军进攻大城市也都以失败和伤亡惨重而告终。为此，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可出人意料的是，会议接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坚持反“左”的何孟雄，指责何孟雄是“利用中央的某些错误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把何孟雄的《政治意见书》说成是“公开向党进攻”。并决定“将何孟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解决。”随后在10月28日召开的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开除了他唯一的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职务。
这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错误，遭到了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很多同志的反对，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共产国际曾这样批评说：“六届三中全会主要火力不是集中克服党的一部分领导的托洛斯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而是机械地了解右倾的主要危险，而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30年后的1960年7月，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对六届三中全会也作了这样的评论：“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得居多。”
11月16日，共产国际的来信到达中国，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承认了李立三犯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犯的“调和错误”，并在12月16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一）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是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观点的。（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来说，孟雄同志的意见多是对的，当时江苏省委与中央代表以及在三中全会上甚至国际来信后，中央代表发言上，给何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的……当时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议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令人惋惜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决议由于王明的上台和各种复杂的原因，迟迟未能公布，也一直没有通知何孟雄本人。尽管如此，但毕竟给我们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央已承认对何孟雄的批判和处分是错误的，也肯定了何孟雄反对“左”倾冒险错误的功绩。
05、反王明遭康生出卖而英勇就义，儿女失散，至今下落不明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在王明的鼓动下，全党开展了一场反“调和路线”的斗争。王明在苏联学习期间，就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器重，在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他便从米夫那里获得了这封来信的内容。而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并不知此事，根据他对王明背后进行宗派活动的察觉，所以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全文公布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全文。王明乘机起哄，狠批瞿秋白的调和主义，斗争就由此而起。为此，党内不少同志要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纠正中央错误，改造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接受大家意见，于12月9日作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1930年12月底，米夫来到中国，肆意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并一手策划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何孟雄在党内的威望和周恩来等同志的据理力争，何孟雄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规定，列席代表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会上，何孟雄对米夫和王明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慌忙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从九个方面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调和路线”错误。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抛出了他的小册子《两条路线》（该书在1931年2月出版时更名为《为中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的观点，大说特说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套比立三错误更“左”的“理论”，并把攻击对象对准了何孟雄，批判何孟雄是在“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
会上，代表不仅对会议性质、内容发生了激烈争论，而且对米夫选举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没有何孟雄等人的名字产生了异议，为此，罗章龙、韩连会等联名向会议递交了一份包括何孟雄等为中央委员的名单。在两个名单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米夫不择手段，派出手枪小分队坐阵会场，采用高压方式通过了他圈定的名单，致使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篡夺中央最高权力的阴谋。会后，一贯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附和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上海、江苏等地许多党团、工会组织相继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决议案和声明书，何孟雄参加了这场斗争，结果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等罪名，推翻了原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中对何孟雄所作的结论。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人李立三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的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
1931年1月16日下午，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不久，何孟雄等江南省委中反对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天津路东山旅社开会，商讨抵制王明接管江南省委的问题。然而，就在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接到叛徒提供的情况，并伙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分别包围了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致使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欧阳立安等36名同志被捕，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何孟雄被捕后的第二天，何孟雄的两个儿女和照看孩子的侄媳黄淑芝也被捕入狱。
在狱中，何孟雄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同时继续坚持反对王明“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从而进一步遭到王明诬陷。立刻停止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的组织关系，指示龙华看守所地下党支部拒绝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
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23名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何孟雄时年33岁。
3月下旬，烈士尸骨未寒，王明竟不顾公众舆论，将何孟雄等一批烈士开除出党。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作风，在我党绝无先例。
何孟雄牺牲后，侄媳黄淑芝也被判刑，何重九、何小英被关押一年后，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占上海，重九、小英两个小孩失散在战乱之中，后经组织多方寻找也毫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4年过去后的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对何孟雄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作了肯定。《决议》指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三十几名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慨，仍然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在讨论《决议》的一次小组会上，毛泽东也曾这样高度评价何孟雄：“当时谁敢反立三有权的，王明还有个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挖掘何孟雄等23位烈士的遗骸，造墓合葬，此后又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为后人瞻仰。当时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曾这样赞颂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